我的特长是几乎每天都要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磨蹭到天亮睡觉。醒来的时候肚子又饿了，便考虑去什么地方吃饭。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