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春天即将夏天，就是在我偷车以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孤立无援，每天看《鲁滨逊漂流记》，觉得此书与我的现实生活颇为相像，如同身陷孤岛，无法自救，惟一不同的是鲁滨逊这家伙身边没有一个人，倘若看见人的出现肯定会吓一跳，而我身边都是人，巴不得让这个城市再广岛一次。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最后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两个位子的，没顶的那种车?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而我所惊奇的是那帮家伙，什么极速超速超极速的，居然能不搞混淆车队的名字，认准自己的老大。